《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团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 年2 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
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
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个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很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
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
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
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
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
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
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
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
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18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4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
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
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
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
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得多讲得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讽刺“四人帮”的很多。
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反修防修”、把自已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已，没有其他路可走。
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
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
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并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
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
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
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20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
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
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些什么，做一番事业。
这种想法，当时和那些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
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
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
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
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
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
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
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团县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
刘云清说:“可不敢! 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
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团县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
如果团县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团县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 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
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团县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
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
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
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团县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
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20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